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浪潮中,毛岸英自幼便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作为毛泽东的长子,他的童年伴随着父母在各地的颠沛流离;8岁那年,他与母亲一同遭受牢狱之灾。母亲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而毛岸英在朝鲜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英勇牺牲,亦仅28岁。
特此缅怀毛岸英与毛泽东父子之间的往昔点滴,深切感怀那份深厚的血缘之情,铭记他们不朽的奉献与牺牲。他们的生命历程,不仅牵动着无尽的怀念,更成为那段风雨飘摇岁月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追求光明与理想的精神象征。
毛岸英,生于1922年10月24日,湖南长沙是他的故乡,他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独子。自幼,他随父母辗转于长沙、上海、韶山、广州及武汉等地。1927年,大革命遭受重创,毛岸英随母亲及两个弟弟返回长沙县东乡板仓,开始了隐居生活。1930年10月下旬,杨开慧不幸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年仅8岁的毛岸英也一同被关押。11月14日,母亲英勇就义,毛岸英随后获得保释。次年,毛家三兄弟在祖母和舅妈的带领下抵达上海,由叔父毛泽民照料。兄弟三人进入地下党创办的大同幼稚园不久,小弟毛岸龙不幸夭折。随后,由于顾顺章的叛变等事件,中共党组织屡遭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被“红色牧师”董健吾领回家中,由其前妻抚养。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被迫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驻沪机关陷入极度危险,对干部家庭的经济援助中断。董家七口人依靠董健吾长子的微薄薪水维持生计,失学的毛家兄弟只能通过糊纸盒、扎纸花来赚取家用。
毛泽东与毛岸英延安会面
毛泽东与毛岸英跨国通信
自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以来,陆续有部分中共领袖的后代或烈士的遗孤被送往苏联的国际儿童院接受教育。1936年6月,中共的地下组织发现了14岁的毛岸英及其13岁的弟弟毛岸青,并决定将他们送往苏联深造。次年年初,兄弟俩抵达莫斯科郊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亦称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在各方面均表现出色,于1939年1月21日,即列宁逝世15周年的纪念日,被选为儿童院的少先队大队长。
同年11月,毛泽东始终挂念着两个儿子的成长,便与他们建立了书信往来。随后,莫尼诺国际儿童院迁至莫斯科附近的伊万诺沃。就读于伊万诺沃中学的毛岸英撰写了一封长篇家书,详尽地向父亲描述了他在苏联的新环境中的学习与生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毛岸青亦寄来一封简短的书信。尽管毛泽东时常心系远在苏联求学的儿子们,但鉴于工作繁忙,他在收到他们的来信后,直至1941年1月31日方得以回复。
在信函中,毛泽东指出,青年一代拥有出色的记忆力与旺盛的精力,理应“积极投身于自然科学的学习”。“当他人赞美你、提拔你时,这确有一份益处,那便是激励你不断进取;然而,也存在一种隐患,那便是容易滋生骄傲自满,陷入得意忘形的境地,忽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在信函中,毛泽东并未采取长辈俯瞰的姿态,用命令的口吻来表达他的意图。相反,他以一种平等协商的诚挚态度,倾吐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仅供参考,你们的决断还需自主深思熟虑。”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学习内容和方法的深刻剖析,自然而然地让人体会到他如何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引导、培育并严格要求晚辈。
这封超过四百三十字的回复,虽然篇幅不长,却字里行间流露着父亲对儿子的真挚情感和深切关怀,处处洋溢着父亲对儿子的思念与偏爱。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毛岸英展现了无尽的宽容与热切的期待,同时也不吝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他期望儿子能够持之以恒地勤奋学习,最终成为一个信念坚定、积极进取、学识渊博且脚踏实地的青年。那份慈父的疼爱,无疑已跃然纸上。
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三母子合影
随信附赠,毛泽东亦向毛岸英、毛岸青及在苏联的中共革命先烈子女寄送了21种、总计60册的书籍。其中,中国古典小说与历史著作占据了相当比例,亦囊括了若干史地文献与哲学作品。此举可见,毛泽东期望毛岸英、毛岸青等革命后代即便身处苏联,学习与生活,亦应深入探究中华历史与文化,将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科学知识与中国实际国情紧密结合,融会贯通。
毛泽东送毛岸英赴“劳动大学”。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的战火蔓延,毛岸英毅然踏入战场,先是在苏雅士官学校速成班磨砺技艺,随后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与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至1943年1月,他正式融入苏联共产党(翌年2月转归中国共产党)。从军校学成归队,毛岸英荣膺中尉军衔,被派至苏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担任坦克连连长。在这场对法西斯斗争的伟大反攻中,他无畏枪林弹雨,引领部队从白俄罗斯横扫至欧洲战场,所向披靡。战争尘埃落定后,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并慷慨赠予一支手枪。
1945年岁末,毛岸英告别苏联,踏上归途,次年一月抵达了延安。在延安的王家坪,父子俩阔别十八载,终于得以重逢。毛泽东见到已长至23岁、身材超过自己的儿子,心中喜悦无比,久病之躯似乎也为之振奋。然而,他亦敏锐地察觉到,儿子在苏联度过的近十年时光,已在着装风格、言谈举止上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于是,他迅速指示毛岸英脱去身上的苏军军服与西装,换上自己曾穿过的旧式灰布军装。数日后,毛泽东不再允许毛岸英在家中用餐,而是要求他前往大灶,与普通干部和战士们一同进餐。
随后,毛泽东深谋远虑,着眼于儿子未来的成长与进步,满怀深情地对毛岸英说道:“你在苏联接受了文化的熏陶,亦曾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战斗,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异国他乡,你对中国的了解尚浅。因此,我决定让你就读‘劳动大学’。”毛岸英带着疑惑询问:“在苏联,有‘红军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我国也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但我却从未听闻‘劳动大学’之名。”毛泽东接过话题,回应道:“正是由于你未曾听闻这所学校的名字,我才特意让你前往‘劳动大学’深造。”在领会到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后,毛岸英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听从父亲的意见,立志成为一名合格的农民。”
1946年清明节过后,春风拂过大地,万物苏醒,一片生机盎然。毛岸英背负着行李,携带着一斗多的粮食,步行数十里,抵达了地处山间沟壑的延安县吴家枣园小村。在这里,他师从与父亲同岁的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劳动英雄、劳动大学校长吴满有。毛岸英与吴满有同睡土炕、同食粗粮、同做农活,与农民群众亲密无间,融为一体。
吴家枣园村
在“劳动大学”深造的毛岸英,其名字“谢永福”的由来,是将他在苏联时期的别名“谢廖莎”的姓氏,与幼年时期亲切的昵称“永福”巧妙融合而成。
踏入校门的最初一堂课,便是投身于羊圈的劳作——淘粪、垒粪,随后运送粪便。所用的淘粪工具称作流子镢。毛岸英干劲冲天,双手紧握流子镢,用力挥舞了几下。然而,由于用力过猛,羊粪四溅,他的全身乃至脸上都溅满了污点。与毛岸英一同淘粪的吴满有的儿子吴仲贵见状,便向他传授经验:“淘粪不可用猛力,而应适中用力,轻轻一撬,粪便会脱落。”这便是淘粪的诀窍。随着逐渐掌握这一诀窍,毛岸英参与了淘粪、垒粪以及运送粪便的全过程,直至顺利完成淘粪任务。毛岸英不禁感慨万分:“‘劳动大学’这门学问,实在是深不可测啊!”
在农村,琐事繁多,毛岸英却以真诚和蔼的态度待人,随吴满有一家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对所见所闻皆抱有好奇心,总想亲自动手尝试。他身上那股子干劲十足,不怕辛苦,脚踏实地,用心良苦,工作之余,还不忘钻研。就连吴满有家人做饭,他也会主动加入,学做荞面,搓揉间尽显熟练;包饺子时,他学习擀皮、包馅,不久便做得有模有样。
某日,毛岸英目睹了自己所播撒的谷种破土而出,便兴冲冲地赶至田间,仔细观察种子的发芽情况。归家后,他满脸喜悦地对吴满有分享道:“老师,我播种的谷粒与您所播者无异,均已悉数发芽。”吴满有赞许地回应:“你真是个聪明孩子。”
经过春耕的辛勤耕耘,毛岸英观察到山野间一片生机勃勃的陌生作物,不禁好奇地连连发问:这究竟是什么作物?那又是什么作物?吴满有及其家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他一一解释:那是糜子、黑豆、谷子;而那边则是豌豆、高粱、荞麦……
经过半年多的辛勤劳作,毛岸英在吴家枣园完成了开荒、播种、锄草、收割、打场以及交送公粮等一系列农事活动,当他重返延安王家坪,回到父亲的怀抱时,他的形象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俊朗的面容变得黝黑而光亮,身着朴素的陕北农民服饰,浑身沾满黄土,双腿沾满泥泞,口音也变成了地道的陕北腔调,双手布满了老茧。面对这个焕然一新的儿子,毛泽东满脸喜悦地说:“这,就是你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日后,毛岸英投身于中央土改工作团的行列,足迹遍布山西临县、山东渤海及河北平山等地,积极参与土地改革实践。在短短四年的基层锻炼中,他由当年从苏联归来的“洋包子”形象,脱胎换骨,蜕变为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中的一位普通成员。
1949年,毛泽东与毛岸英香山双清别墅会面。
毛岸英告别毛泽东,赴朝参战。
新中国成立之际,毛岸英,当时身处中央情报部门,怀揣着投身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的大志,多次向党组织表达了他前往基层工作的强烈愿望。在党组织批准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机关的职务,于1950年8月中旬抵达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一职。
抵达工厂之后,毛岸英宛如鱼儿归巢,显得自在而充满活力:在工作岗位上,他总是主动选择最脏最累的浇铸车间,与工人们并肩劳作,从事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就餐时刻,即便食堂里没有桌椅,他也会与工友们围坐在一起,或蹲或站,边享用食物边谈笑风生,畅谈时事;业余之际,他发起成立了俄语学习小组,教授年轻工人们俄语,而自己则自学微积分等高等数学,为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及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做好了充分的知识储备。
“你就收下他吧!”
抗美援朝是党中央及父亲的战略部署,而他对父亲最好的支持便是毅然决然地走在最前线。与此同时,毛泽东亦表达了坚定支持的态度:“既是毛泽东的儿子,理应肩负起这份责任,若他不去,又有谁可当此重任?”
10月19日夜晚,毛岸英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踏上了入朝的征程。到了23日,他们抵达了位于平安北道昌城郡的大榆洞,司令部的驻扎地。此地曾为朝鲜四大金矿之一,自朝鲜战争爆发后便停产,其地理位置颇为隐蔽。
抵达大榆洞后,毛岸英接到的首个任务便是参与审讯志愿军在入朝作战中俘获的首位美军战俘——美军顾问团韩国第六师顾问莱尔斯少校。在供词中,少校表达了对志愿军战术的困惑,直言不讳地说:“请允许我坦率地讲,贵军这种先拦头、后截尾的战法,并非常规的作战方式。我在美国西点军校曾担任教职,研究过众多战史与战术,这种战法在历史上前所未见……”彭德怀审阅了审讯记录,认为莱尔斯的供词中部分内容对志愿军的作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于是便由毛岸英执笔,迅速撰写了《志司通报》,并通过电台向各部队传达。
10月28日晚,彭德怀元帅因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在熙川之战中,误将南朝鲜军队当作美军,未能果断发起攻击,导致战机延误,敌方得以南逃。这使得整个战役未能实现预期的歼敌目标,彭德怀元帅因此情绪激动。他感慨道:“这反映出我们战前的政治动员工作尚不够深入和细致。”
遵照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杜平的指令,即“撰写一份电报进行再度动员”,毛岸英于昏暗的烛光下笔耕至次日凌晨,终于完成了这份电报。电文曰:“敬爱的全体同志,此刻我们面前迎来了歼灭敌人的绝佳机遇,胜败之关键不在于飞机、大炮,而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把握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以及我们是否能够坚定执行命令。”此时此刻,他已连续30余小时未曾合眼。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新任岗位上,毛岸英依旧保持着过往从事其他工作时的那份积极与严谨,他精益求精,勤奋好学,迅速掌握了司令部机关的各项工作流程。然而,除了彭德怀等寥寥数位领导知晓他的家世背景,旁人仅视其为一位生性活泼、质朴无华且能干的平凡青年。
11月25日,正值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关键时刻,志愿军司令部设于朝鲜平安北道的大榆洞,其电波信号持续不断。美军侦察机在空中进行侦查后,认定此处可能藏有志愿军的重要机构,遂于当日派遣飞机进行轰炸。上午11时,四架野马式轰炸机突然出现在志愿军司令部上空,倾泻下数十枚凝固汽油弹,瞬间火光冲天,高温高达上千度。此时,毛岸英和机要参谋高瑞欣正身处作战室,不幸英勇牺牲。
在漫长的38天后,毛泽东终于得知了儿子毛岸英英勇牺牲的消息,他强忍着丧子的悲痛,语气沉重而坚定地说:“战争难免会有牺牲。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付出了众多英勇战士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无比光荣的。岸英只是众多战士中的一个,请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将他的牺牲视为特别重大的事。”
毛岸英的英勇牺牲,成为了毛泽东家族为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奉献出的第六位至亲。
毛岸英烈士的一生虽仅28载,却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永恒难忘的印记。
——1958年2月17日,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元帅等尊贵访客莅临朝鲜,于平安南道桧仓郡的志愿军烈士陵园敬献花圈,深切缅怀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们。
2005年3月4日,《人民日报》于“永远的丰碑”专栏中,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毛岸英》的纪念文章。
2009年9月,毛岸英同志被选入“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名录,并同时荣获了“最美奋斗者”这一崇高的荣誉。
2010年10月20日,一部旨在纪念毛岸英烈士英勇牺牲六十周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的电视连续剧《毛岸英》在央视一套的黄金时段隆重播出,顿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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